信，还是不信，这是个问题。
　　北京“漂白蘑菇”调查、浙江钱运会案，种种网络热点都正在成为地方政府和新闻媒体公信力的一面镜子。即使有些猜测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谣言，但民众当初一边倒的怀疑仍在隐隐透露着一些信息。
　　今天，这种“不相信”的情绪，已然渗透进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吃饭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铁路行业解决买票难的能力和诚意，上医院不相信医生没有给自己多开药，打官司不相信司法会保持公正……
　　有人说，幸福感源自相信。而当怀疑一切成为整个人群的集体意识，中国人与幸福的距离又该有多远？
　　我们的信任去哪儿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菲菲发自北京 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我们曾经对一切都充满信任，对领袖、对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必将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但我们现在却似乎什么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态，不相信媒体的报道，不相信身边人——尤其，“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习惯”。
　　当怀疑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不相信其实未见得比相信糟糕，怀疑有时候是一种进步，说明信息渠道多了，社会开放程度增强了。但我们的问题是爱走极端、擅长创造世界之最。所谓中庸之道只是传说，现实是别人干不出来的我们干得出来，别人想不出来的我们也干得出来。一旦相信我们就热血沸腾全国串连亩产十万斤儿子打倒老子老婆跟老公划清界线，不相信则心如死灰躲猫猫欺世码豆腐不吃了国产奶粉不喝了老人家倒地也不扶了。
　　如今，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住，我们有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楼薄薄；吃，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容而成的大米、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出门，我们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上医院，我们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香港《太阳报》近日称，中国人去年一年输液104亿瓶，相当于人均8瓶)。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假票、假证、假中奖、银行诈骗、假老虎、假新闻等等。
　　面对如此世态炎凉只能茫然自问：我们究竟该相信谁？
　　武汉洪山区“钉子户”童贻鸿选择了首都警察。在武汉他被指控扔砖头伤人，因为不信任当地警方，自己花1000多块钱坐飞机到北京朝阳双井派出所自首。而浙江乐清村民钱云会被重型卡车压死一案，乐清警方第一时间发布微博澄清案情，但数万条跟帖绝大部分都抨击警方撒谎，人们不相信钱运会之死的背后没有打击报复。同样，在有媒体爆出八成火锅为“化学锅底”后，中国烹饪协会立即辟谣，但网民并不买账，并“人肉”出协会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乃某知名火锅企业老板的身份。
　　一时之间，“阴谋论”风行中国互联网。有时候，往往越是被官方或专家澄清的，反而越遭遇网民的质疑。英国《卫报》评论说：“人们对此类事件(浙江乐清案)的猜疑显示出当局所面临的信任问题的严重性。在所有国家，阴谋论在网上都很盛行，但在中国有着尤为强大的吸引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也表示：“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信任不再，只剩下笑骂狂欢
　　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需要焦虑和担心的或许不只是政府官员。今天的中国，让我们不相信的土壤几乎随处可见且都相当肥沃。
　　“绿豆治百病”的张悟本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最初就是被中国中医研究院下属的产业部门聘为养生食疗专家，开讲座，上电视，卖产品，利益共享。当张悟本坐镇的建筑被以“违法建筑”拆除后，其他相关利益方的处境如何却没了下文。作家谢朝平因自费出版纪实文学作品《大迁徙》而遭遇陕西渭南警方赴京拘押，后者在敲开谢朝平租住房前自报家门称“人口普查的”，后来谢被取保候审。
　　怪事多发，就见怪不怪了。每件奇闻都会引来人群的围观和议论，但很快被新奇闻的热闹所取代。我们是能屈能伸知足长乐的民族，吃饱肚子就一团和气。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真相没有弹性，而且刺目，扎手，揪心。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仅出产残缺的身体——太监和小脚女人，也出产残缺的精神——奴性。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1903年的《革命军》中说：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为一部奴隶史。鲁迅在《华盖集》中说，中国的尊孔、学儒、读经、复古，是为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更是让许多人都学会了说谎，而且把谎言上升到“爱国”的高度。
　　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认为，有好些事情，因为我们做了某一群体的分子，就非做不可。这和真假对错没有关系。皇帝什么也没穿，但大家都夸他的新衣服漂亮。罪魁固然是别有用心的骗子和愚蠢虚荣的主子，鼓掌叫好的大众也并非无辜。个人相对于体制是渺小的，但体制又由每一个人构成。但是，正如陈凯歌指出的，站起来控诉的多，跪下来忏悔的少。
　　我们活着，而且确实“欣然”。任何可悲可恨的事情都可以用笑骂的形式变成娱乐甚至狂欢——只要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在挖掘黑色幽默方面体现出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比如“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姜你军”和“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我们编出《救助老人安全宝典》，我们在《阿凡达》里看到野蛮拆迁，从《让子弹飞》的台词“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读出政治隐喻。
　　除了自己，还能相信谁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在一次公检法系统笔试中让18位少先队员来监考，结果抓出25个作弊的。公检法的责任是维持社会正义，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平却要未成年人来监督。
　　我们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中，我们不相信一切陌生人。我们明哲保身，安安稳稳做沉默的大多数；家家都安防盗门，低层住户都装防盗网；我们不敢让小孩自己上下学，学校门口有警察维持治安；我们对陌生人充满警惕，人口普查遭遇入户难。虚拟世界里，网络是那件神奇的衣服，把大家全变成了蜘蛛侠。现实到了网络就完全调了个儿：发言者陷入沉默，沉默者开始发言；权贵默默退后，草民成了主角。
　　所以，一些人说，现在的人很虚伪。这种虚伪甚至渗入我们的教育。百度百科有个词条“伪文章”，指的是不惜通过虚构事实表现真善美的小品文。其煽情和编造手段之虚假严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代表作就是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的《一面五星红旗》。给儿童爱国主义教育没问题，关键在于以什么方式进行这种教育。当“伪文章”充斥教科书，虚伪就不仅变得可以接受，而且成了准则。
　　从某种角度，许多人的虚伪不是虚伪，而是“务实”，是我们多少年来在理论与实际、语言与行动、书本与生活、理想与现状的巨大反差中总结出来的“智慧”和生存之道。比如，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尊老爱幼助人为乐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老人当街摔倒我们不扶，因为有“彭宇们”的前车之鉴。这不等于说满大街的老年人都准备讹人，相反，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善良的。但疑虑是一种心魔，一旦迅速传播很难治愈。
　　普遍的强大的疑虑已经成为社会的“精神疾病”。假的我们不信，真的我们也不信。当“77元廉租房”引发的愤怒被证明是一起谣言时，我们也会陷入迷惘：除了自己，到底我们还能相信谁？
　　也许只能信小孩子。北京一名11岁的小学生去年在老师帮助下做了一个简单的食品安全测试，发现他随机选择的14种鲜蘑中有13种经过漂白处理。而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进行的调查称，北京市场上销售的蘑菇97%未检出漂白剂，可以安全食用。一个是小学生的随机调查，一个是政府部门的“权威发布”，你该相信谁？对1100多人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人相信小学生的检测结果，只有8个人说他们对政府部门的检测有信心。
　　不只普通人相信小孩子，一些地方有关部门也在公开或半公开地表达着自己对于成人的不信任。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2009年7月在全区公检法系统笔试中让当地18位少先队员来监考，结果抓出25个作弊的。公检法的责任是维持社会正义，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平却要未成年人来监督。
　　“国民不相信运动”症结
　　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只是当前“不信任文化”最末端的表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不信任砌成中国墙》一文中说，中国没有“柏林墙”，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墙”却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不一而足。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合作的基础。无论夫妻关系还是官民关系，没有信任就只剩下彼此哄骗，自欺欺人。像那个段子形容的：官员们哄百姓开心做做秀，下级哄上级开心做做假，丈夫哄老婆开心做做饭，自己哄自己开心做做梦……哄来哄去的结果就是鲁迅说的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的“普遍的做戏”，也是严复所说的“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作于伪，终于无耻”。
　　纵观近年来的网络热点事件，资深网友黎明如是总结：只要是涉官、涉权的都会出现这个规律：不信——不信——就是不信。老百姓已经变成了“老不信”。黎明认为，解决这场“国民不相信运动”的办法就是政府退出“经济竞争”，不与民争利，更不夺民之利，不作为纠纷或迷案中的利益方出现。
　　周国平在北京大学做过一篇演讲，题目叫《中国人缺少什么》。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严重弱点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中国人缺少的不是物质文明，而是精神文明，即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所以没有敬畏之心，没有自律。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财富未必能带来尊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成正比。飞奔在致富的道路上，我们更是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上帝、马克思、老天爷和十八层地狱都既不能让我们敬，也不能让我们怕。当下的游戏规则就是不要规则，不懂这个道理的就是阿甘，或者唐吉诃德，只能等着被淘汰。最近一项面对上海市民的调查显示，有超过90%的人认为诚实守信会在不同程度上吃亏。
　　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吃亏就是福。西人也说，被骗也比骗人强。历史告诉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往往并不在当下。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更是时间。违背常识的情况无论多么普遍多么强大都不可能长久。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国际先驱导报）
原文：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1-17/104721828321.shtml

　　

　　麦克风早已成为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但它是谁发明的？又是如何一步步改进，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也许你并不知道，在麦克风诞生之初，录制和放大声音还被视为一个新鲜玩意儿，而不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必需品。
1、碳精电极麦克风
　　这个外形好似小鼓的装置就是碳精电极麦克风，由埃米尔·贝林纳1877年申请专利。它是首批研制并且迄今为止最实用的麦克风之一。1876年，贝林纳发明了碳精电极麦克风。虽然当时存在其他麦克风技术，但与包括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发明的液基麦克等设计相比，贝林纳的设计更为实用。他的设计同样打动了贝尔，贝尔最后用5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10万美元)从贝林纳手里买下了这项专利，将碳精电极麦克风用在他的电话原型上。
　　贝林纳将他的麦克风称之为“松触头发射机”，因为它由两个电触头构成，触头由一层薄薄的碳层隔开。其中一个触头附在膜片上，膜片会在声波作用下发生振动。另一个与输出装置相连。不幸的是，贝林纳并未在涉及这项专利的法庭大战中获胜，根据1892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碳精电极麦克风发明人的桂冠最终戴在托马斯·爱迪生的头上。实际上，无论是贝林纳还是爱迪生都没有资格独享发明人的荣誉。在他们开始实验前，这一想法就已经存在多年，只是并未像他们的设计那样如此完美。
2、埃米尔·贝林纳
　　埃米尔·贝林纳坐在他发明的碳精电极麦克风前面。借助于确定的结构，碳精电极麦克风可以像内置了放大器一样发挥作用，不仅可以将声音转化成电压信号，同时还能在麦克发出信号前增大电压。这种原始的发射机需要高输入信号才能工作。当时，电子管还是新鲜事物，并未得到广泛使用，晶体管更是在很久以后才被发明出来。因此，采用功率强大的碳精电极成为一种必然。
3、当时的奢侈品
　　左边的是一个早期碳精电极麦克风，由埃米尔·贝林纳研制，右边为与麦克风一同使用的话筒。在当时来说，它们都是奢侈品。
4、超声麦克风
　　上世纪20年代，菲利普斯·托马斯在为西屋电气公司工作时发明了超声麦克风。托马斯指出这款装置非常灵敏，能够探测到人类听力范围以外的振动，因此取名“超声”。《大众科学》1924年4月预测，托马斯的麦克风可能探测到人耳听不到的超声昆虫鸣叫并将其转化成电信号，允许人类观察者分析他们听不到的声音。
　　与自己的其他雄心勃勃的想法相比，托马斯的超声麦克风显得有些平凡无奇。他的“涡流枪”旨在取代传统烟囱，通过将排放的烟变形为巨大的烟环并射入同温层，减少浮在低空的烟雾。此外，托马斯还积极探索利用无线电分配电力的途径。他认为利用适当的电磁频率可以看透一个人的心思，简单地说就是读心术能够成为一种可能。有趣的是，他还为音乐界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通过闪光控制的乐器——光电马林巴琴。
5、录音电话机
　　外形好似水烟袋的管子将这名商人与一台录音电话机连接在一起。录音电话机是第一项用于非专业录音的技术，最初用在办公室，录制口述内容。这款装置由托马斯·爱迪生发明，采用与留声机同样的原理：声音振动装置内的一根金属针，使其在旋转的蜡筒上刻出凹槽。蜡筒可以播放最初录制的声音，但这种声音听起来多少有些恐怖。据推测，追求复古怀旧风格的独立乐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行使用蜡筒录制的单曲。
6、WMAQ电台
　　在1927年美国联邦无线电委员会(联邦通信委员会前身)成立前，无线电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没有监管的状态。创建电台非常简单，只需购买发射机和天线即可。1922年，芝加哥AM电台WMAQ开播，一直运营到2000年。早期的很多电台归零售商或报纸所有，WMAQ也不例外。这家电台最初由Fair百货商店和《芝加哥时报》共有，信号从Fair百货商店内发出，充当一种新奇的宣传广告，吸引消费者眼球。
　　《芝加哥时报》很快意识到电台能够在传媒界产生重要影响，随即买下全部产权。照片中，当时的一个标准碳精电极麦克风安装在防振支架上。防振支架采用一组弹簧，吸收可能影响麦克风的振动。
7、哈尔·托坦和泰·柯布
　　上世纪20年代，哈尔·托坦曾为芝加哥的WMAQ电台播报比赛。照片于1927年在科米斯基公园比赛现场拍摄，身穿三件套的人就是托坦。站在他旁边的是泰·柯布以及另外两外选手——埃迪·柯林斯和比尔·哈纳菲尔德。他们正对着一个早期碳精电极麦克风讲话。这种麦克风具有双重用途，一个是传声，另一个是对声音进行放大。放大声音是早期广播的关键，因为当时的发射机不够灵敏，无法获取麦克风输出的不经放大的声音。
8、汤姆·米克斯
　　1929年，芝加哥的WMAQ电台，影星汤姆·米克斯与一名少年握手。在电影情节剧兴起之初，米克斯是家喻户晓的超级明星。他塑造的牛仔英雄轮廓鲜明，成为好莱坞历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典范，被无数人模仿。这种模仿一直持续到约翰·韦恩时代。不懈的努力让米克斯赢得无数荣誉，曾经登上甲壳虫乐队专辑《佩柏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的封面。
　　晚年的米克斯以自己的名义力挺热门广播节目《The Tom Mix Ralston Straight Shooters》，但他从未在节目中扮演角色。从1933年开播至1950年与听众说再见，米克斯一直“有名无实”，节目中的“他”由其他演员饰演。1940年，米克斯与世长辞。
9、珍妮特·弗兰纳
　　1944年巴黎解放后不久，记者珍妮特·弗兰纳录制巴黎播放的广播节目《Listen: The Women》。她使用的是RCA 77带式麦克风。这是早期广播的标准设备，现已成为现代录音师的最爱。1925年，弗兰纳成为《纽约客》杂志的一名投稿人，在巴黎通讯记者的岗位上，她一干就是50年。她的工作帮助定义了《纽约客》的风格。从上世纪20年代巴黎文学界的状况到纳粹主义的兴起，她的报道可谓包罗万象。
　　弗兰纳在美国迎来二战结束，巴黎解放后又重返巴黎，继续为《纽约客》撰写稿件。《Listen: The Women》是她为美国听众创作的一个广播系列短篇节目。这档节目讲述人体在二战期间的遭遇，曾在“蓝网”播出。“蓝网”最初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旗下部门，后因反托拉斯诉讼脱离NBC，并最终成长为NBC的竞争对手美国广播公司。

　　去年9月6日去驾校报名学驾照，直到前天上午最后一个科目考试完毕，足足4个月有余啊。和当初报名时驾校忽悠说3个月搞定有一定出入。看来忽悠这事各个行业均存在，是普遍现象了，所以俺也不去追究了。昨天去驾校交了照片，告知下周联系驾校取驾照，O'yeah。
　　理论用了一个月，倒桩一个月，场地+路训二个月。理论和倒桩还好，在市内就能搞定，倒桩考试前，还有场地、路训是需要去乌拉泊的，桩考前在乌拉泊折腾了5天，算是考前适应人家的考试场地，场地项目和路训就完全只有在乌拉泊才能学得了。去了才知道，车管所真TMD的赚钱啊，要是允许私人开早就赚翻了。你想啊，整个驾照的考试过程分四步，理论考试，桩考，场地项目考试，路考，其中一个被放倒，那就得补考，你补考就得再交补考费，理论考试应该是交的最少的，其他的，呵呵，那场地用的可都是车管所的哦，老老实实的去交场地使用费，还好，咱算是幸运的，一路下来没有被放倒，都是顺利过关。该训练学习的项目都学了，倒桩算是学的时间最长了，估计时间长了也会忘得，就那么几个点子，看准了，动作麻利就OK。场地项目就那个百米加减档没有练，冬天吗，路滑雪多，就没练，教练也说了冬天根本不会考。场地必考项目是侧方停车、坡道起步，然后在其他的几个里面抽一项。场地其他的项目练过的有绕8字，连续障碍（俗称铁饼），单边桥，单双桥，公路掉头，蛇形路，90度折形路，130度折形路，起伏路，限速通过限宽门。结果我们考试那天正好下雪，就只考了侧方停车和绕8字，坡道起步都免了。路考之前的练车是最短了，俺就练了两次，一次在车管所的场地里跑了几趟，神马过路口左右观察，人行道减速避让，转向灯是否及时打开等等，还有一次就是真的上路了，从车管所到烈士陵园一个单趟，然后就直接路考了。路考我是第一个，从车管所路考考试停车场地起步，然后开出车管所大门前行大约1公里就结束了，尽管考官坐在旁边的，我还是很镇定，没有紧张，起步了，十字路口红灯停车然后绿灯起步转向都OK，上路之后就跑到4档，超了一把车，本想在弄个5档呢，没想考官就让靠边停车了，随着停车之后的签字，整个学驾照的马拉松也跑到了终点。
　　去了驾校和乌拉泊才知道，原来学驾照的人也是那么的多，当然，我纯粹是为了不让自己闲着，暂时还没有能力去买车，纯当准备着吧，其他人咱就不清楚了。总得说来学车的整个过程还是愉快的，每个阶段表现都还不错，至少没给教练丢人，考试都顺利通过，至少自己练的也认真，起码将来开车的时候心里有底，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负责。也希望其他学驾照的同学们能认真对待，毕竟车这玩意一旦出事对谁都不好，好好练车，基本都能拿到驾照。

　　每年农历的十二月俗称腊月，十二月初八（腊月初八）既是腊八节，习惯上称作腊八；腊八节在我国有着很悠久的传统和历史，在这一天喝腊八粥、做腊八粥是全国各地老百姓最传统、也是最讲究的习俗。
　　腊八节又称腊日祭、腊八祭、王侯腊或佛成道日，原来古代欢庆丰收、感谢祖先和神灵（包括门神、户神、宅神、灶神、井神）的祭祀仪式，除祭祖敬神的活动外，人们还要逐疫。这项活动来源于古代的傩（古代驱鬼避疫的仪式）。史前时代的医疗方法之一即驱鬼治疾。作为巫术活动的腊月击鼓驱疫之俗，今在湖南新化等地区仍有留存。 后演化成纪念佛祖释伽牟尼成道的宗教节日。夏代称腊日为“嘉平”，商代为“清祀”，周代为“大蜡”；因在十二月举行，故称该月为腊月，称腊祭这一天为腊日。先秦的腊日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南北朝开始才固定在腊月初八。
　　腊八粥在古时是用红小豆、糯米煮成，后来材料逐渐增多。至今我国江南、东北、西北广大地区人民仍保留着吃腊八粥的习俗，广东地区已不多见。所用材料各有不同，多用糯米、红豆、枣子、栗子、花生、白果、莲子、百合等煮成甜粥。也有加入桂圆、龙眼肉、蜜饯等同煮的。冬季吃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既可口又营养，确实能增福增寿。
　　《祀记》上面解释：“蜡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腊”与“蜡”相似，祭祀祖先称为“腊”，祭祀百神称为“蜡”。“腊”与“蜡”都是一种祭祀活动，而多在农历十二月进行，人们便把十二月称为腊月了。腊八节：腊月是年岁之终，古代农闲的人们无事可干，便出去打猎。一是多弄些食物，以弥补粮食的不足，二是用打来的野兽祭祖敬神，祈福求寿，避灾迎祥。